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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賓塞專欄／政治不穩定的經濟藥方…

西方民主國家政治不穩定情勢迅速升高，特點包括執政黨派本身及其治理計畫與哲學經常轉變，其中至少一部分是源自於經濟困境與轉型。目前的問題是當政治不穩定阻礙有效的決策時，該如何提升經濟的績效。

政治學者布萊迪最近的論文中，證明「政治動盪升高」與「經濟表現降低」之間的相關性，指出凡是經濟表現低於平均水準的國家，都曾經歷最多的選舉動盪。

尤其是過去15年間，數位科技進步使一些「例行性」白領與藍領工作被「自動化」及「脫媒」。製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從1960年代的40%，降到目前的20%左右。隨著機器人、3D列印及人工智慧等科技的進步，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「例行性」工作被「自動化」的範圍將持續擴大。

在這些趨勢下，國民總所得中，流向勞工的比率從1970年代就開始下降。全球化與數位科技雖產生多種利益，但也造成就業及所得的兩極化，中所得的工作機會減少，而低所得與高所得者占所得總額的比重持續增加。

金融海嘯後，靠政府擴大支出及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果破滅，民眾對所得差距擴大的憂慮升高，經濟與政治情勢迅即惡化。最明顯的是，成長與就業下降，使就業與所得兩極化的負效應擴大，也使許多民眾的「認同意識」發生衝突。民眾的所得及就業保障降低，使許多人喪失自尊，也對引發此種轉變的政治體制滿懷憤怒與不平，結果是民眾對政府動機及能力普遍喪失信心。

隨著所得分配日益不均，選民光譜中出現一塊塊的利益團體，使選舉結果不穩定，政治癱瘓，且政策架構及方向經常改變，結果造成多重的經濟後果。其一是政策面產生的不確定因素，嚴重阻礙投資；其次則是各界對如何恢復成長、減少失業、重建共榮型態及維持全球連結，普遍缺乏共識。

很難認為這不是一種「自我毀滅」的惡性循環。政治不穩，將更不可能定義並執行一項廣泛、一致、持續的經濟政策，結果使低成長、高失業、貧富差距擴大糾結難解，造成政治持續不穩且分裂，又更加削弱官員執行有效經濟政策的能力。

我們最大的希望是今天的領導人能以前瞻性眼光，建立「包容性成長」的共識，並堅持相關的政策，再投入創意，締造一番新願景，將國家置於更繁榮、更均等的道路之上。

（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）

2016-03-29 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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